比如，从日本向中国出口货物，中国企业在中国的银行以人民币的形式汇付货款之后，日本企业可以在日本的银行以日元的形式收取货款。
第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形成的债务将在今后几年到达偿债高峰，而地方融资平台可能造成的坏账规模究竟有多大还很难估算，如果部分贷款不能如期偿还，这也将触发对现行银行信贷机制的改革。当我们试图拖延加息来阻止热钱流入时，通胀就压不住了。
进入专题： 金融改革 。故只有通过强制性的提高存准率来吸收流动性，但存款准备率的提高不是无限的，假如通胀持续下去，最终还得通过发央票来回收流动性，故届时央票的招标利率还得参照市场利率水平。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试图绕开外汇体制改革的创新，终究还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些创新举措有些确实能够起到取长补短，推进改革的作用，而有些则事与愿违，反而添乱。当我们避开汇率问题而想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时，却招致更多的外汇流入。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这一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创新举措。此外，民间借贷市场随着规模的扩大，其利率水平也构成对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水平的牵制，所有这些都将构成利率市场化的倒逼机制。扩大国内消费，摆脱出口依赖，消化和平衡全球经济萧条可能带来的影响。
这实际上与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和市场经济的现实情况不相符合。单纯货币政策对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体调控的结果是：1．当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银行保国压民，保工业压服务，保大压小，由于社会资金全面紧张，小企业在社会上的融资利率急剧攀升，甚至大银行与大企业勾结起来给小企业放高利贷，使小企业大量倒闭，供给萎缩，就业岗位减少。如果再深入分析，我们发现，传统的宏观调控模式应对的是传统的发展模式：收入分配国多民少、国家主导、投资推动、出口依赖。也就是说，财政在让其多收钱、多搞赤字、多支出、多发国债时，对宏观调控很积极。
从这两次扩张性宏观调控的对比来看，第一次财政扩张没有造成后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从中国近十几年的增长模式看，主要是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抑制通胀而压低投资增长，出口低迷可能造成出口增长速度下滑，结果可能是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和下滑。
但是，货币政策调控的一个前提是，对象是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其经济结构和制度是既定的。中国宏观调控运用货币政策的技巧日益成熟。形成这次高位通货膨胀的因素是叠加的：当时国际经济和出口下滑势头很严峻，为了保增长，扩张性政策的力度较大较猛。其结果，或者政府行政管理成本很高，或者执行相关政策时被变通拆解，或者其中腐败盛行，或者工程质量堪忧，或者资源性产品价格长期得不到理顺、后遗症严重、最后不得不放弃改革
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成功的时间越久，就会越盲目、越自我膨胀，对自我能力的评估就越夸张。换句话说，如果美国的财政税收也高达GDP的25%，而不是14.5%，那么，其财政赤字也可以降到2%左右，会跟中国差不多。英国在1830年前后，国债余额达到GDP的2.6倍，比日本今天的情况还糟，但那个时候恰恰是大英帝国发展最鼎盛、最强盛的时候。可是，调整的动力在哪里？怎样进行结构性改革？在今天不能进一步改革的情况下，大家就只好等着这些结构性问题变成大的危机，那对社会的代价当然会很大。
可是，美国议员不会那么做，他们必须要保护老百姓的收入和财产，不能让政府轻易征税。最典型的是像世博会和奥运场馆，花了几千亿，才创作了一两千个就业机会。
中国经济自有它的问题。标普把美国政府信用往下调以及之后的金融市场震荡，是对政治过程的一种补充或者说一种压力。
在选举政治下，不管是美国还是西欧国家，普遍面对一个问题：你要拉选票，就尽可能地要多给选民保证，以至于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西欧国家财政开支越来越大，福利国家的福利程度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失控。但是，今年中国政府的财政税收超过10万亿人民币，大概是5亿城镇居民今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这还只是预算内的财政收入，不包括土地收益，也不包括国企的利润。美国金融市场在过去两百多年就是这样走来的。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这次美债风波，给全球各个经济体什么样的教训？从长期来看，资本流向会不会发生变化？陈志武：给我们的教训就是第一不要指望福利国家。那些凯恩斯主义的做法把问题推迟，同时也把结构性问题变恶化了。即便是小政府大社会标杆国家的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也会高达1.6万亿美元，财政开支3.8万亿美元。
在人类整个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一次又一次有那么多人怀疑美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顶峰了，不可能再有新的技术出现让人们增加新的财富。每次危机发生时，身处其中的人有的要家破人亡或倾家荡产，有的企业会关闭，这些人付出的代价比其他人要高，这是不公平的。
那次是自下而上的危机，这次是自上而下的危机。但是，二战之后的美国经济，基本上一直在增长，没有停滞过，美国的实力在那之后照样快速增长，没有受到二战后国债负担的拖累。
如果接下来，美国和欧洲经济真的出现一些问题的话，中国经济很难再像2008年、2009年这样，再强的强心针都不管用了。如果美国政府也像中国这样征税权不受制约的话，美国政府当然不会出现信用评级的下调，也不会出现共和党与民主党议员纠缠几个星期还不能决定到底可不可以把国债上限往上调的事。
这种强心针政策只是肥了股市投资者、大宗商品投资者，对老百姓就业不一定有直接效果。整个二十世纪中，人们总觉得当时的社会已经太美好了，技术也已经很完美了，认为今后不需要什么新技术，也怀疑人类是否还能创造新技术，等等，可是，他们的怀疑每次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所以，这次国债上调的谈判过程，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以及紧接着的各个国际金融市场的反应等，都说明美国不能再按以前的模式，动不动就要刺激这个或救那个。现代政府规模到底有多大呢？比如，中国乾隆时期，1760年前后，乾隆朝廷的财政税收大约不到5000万两银子，当时一个北京工匠的年收入大约是25两银子，所以，5000万两银子的财政税收差不多是200万北京工人一年的收入，乾隆朝廷一年的财政税收只要200万工人的收入就够了。
当泡沫吹得越来越大，到最后怎么办？靠什么来提醒社会？危机。其结果是把金融危机转到了政府的手里，让政府赤字失控、国债失控。
或许，危机是社会能够自救、自我修复的一个必要手段。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体制设计，人的本性决定了什么制度安排都会在不同时候产生不同的问题。
正因为政治过程不能抑制福利国家的膨胀，那么就只好通过信用评级的下调、金融市场的震荡来倒逼。如果通过印钞机让美元贬值太多，那必然导致其他国家的通胀压力，为了遏制美国由此获得的出口优势，必然竞相拿起贸易保护措施对抗。
过去这样可以，如果接下来两三年，中国还是要重复过去当年的做法，会是什么概念？在一万公里的高铁上面再建一层高铁吗？这种做法很难再恢复经济了。所以，对奥巴马和民主党来说，不管是用QE3还是任何别的手段，只要能够在明年底之前把经济振作起来，他们会考虑这些政策，而QE3相对是阻力较小的政策工具。大家都在担心美国今后的经济走向，这个大到不能倒的巨人一个趔趄，是否会震垮刚刚复苏的全球经济？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认为，目前的情况并无需如此悲观，欧债问题并没有到了不可解决的地步，美国这个藏富于民的实际头号经济大国也远非穷途末路，甚至在标普下调美国国债评级的消息传出后，其收益率还不升反降，但是凯恩斯主义的道路在美国却似乎走到了尽头：奥巴马用3年时间并没有守得云开：2009年实施的美国金融体系最大规模改革成效甚微，赤字不断上涨，就业率下降缓慢……这一切让人不得不质疑：美国政府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是会把全球经济带出泥淖，还是越陷越深？陈志武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信用评级下调不会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是一盏亮起的红灯。我觉得中国应该在这个时候让人民币尽快更多升值，因为否则的话国内通胀压力会上升，其他国家也会非常愤怒，因为人民币紧紧挂靠美元，美元每贬值一个百分点，那么如果人民币相对于美元不升值一个百分点的话，那必然意味着人民币相对于欧元、加元、澳元、日元等贬值。
在我看来，共和党、民主党还有白宫互相之间博弈几个星期，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因为每位议员都代表选民群体，不同选民的利益诉求不同，既然这些参议员、众议员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他们就应该为其背后的选民利益服务。最近一段时间，资本流向不会出现大变动，因为到目前为止，在创新能力上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替代美国。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认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是过度放任的新自由主义造成的，而这次的美债降级风波则可以说由凯恩斯主义肇端。当然，客观讲，QE3不是好政策，因为它一方面会使美元贬值，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对刺激美国经济的效果非常有限。
下调之前本来美国经济在今年和明年增长预期在1.5%到2%的水平，但8月5日信用评级的下调，影响到整个资本市场，造成美元贬值，美股下跌等。美国财政为什么会这么差？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值得今天的中国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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